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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P 17 | 青年環保大使.前進南非 TAISE YOUT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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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P15觀察報告 – 我所看見的未來

 


一、哥本哈根協議(Copenhagen Accord)分析

  哥本哈根協議中,並沒有達到COP15本來的目的:設立法定的已開發國家在2012到2020的溫室氣體減量目標,以及2050年的長期目標。協議沒有列出各國減碳的具體數字,只有一些先進國家的資金計畫。如果比較各國家提出的減排目標,可以發現不但離IPCC建議將溫升控制在上升攝氏兩度的建議額還有很大一段距離不說,留待明年才能取得共識的會議結果更讓達成目標的可能更加悲觀。
  COP15原來希望達成構建MRV(可測量、可報告和可核證)體系,以成為開發中國家減排的資金與技術轉移基石。在談判中,已開發國家要求開發中國家,若要接受資金和技術援助,就必須要受到國際組織的審核檢查,以防止不實或無效的CDM計畫以及不實的Carbon Credit。然而這有損於開發中國家的實得利益以及國家尊嚴。在哥本哈根協議中,中國最後讓步。
  對於已開發國家提供的資金問題。協議書中的已開發國家在2010-2012年提供300億美元資金。到2020年時 每年達到1000億美元,並由成立之Copenhagen Green Climate Fund來管理。從兩方面來看。首先,Copenhagen Green Climate Fund掌握資金或許能平息世界銀行World Bank長期由已開發國家所把持的爭議。其次,這些由已開發國家提出的承諾,對於IPCC的建議金額,仍是有差距。
此外,對於受到海平面上升影響最多的海島國家,要求將溫升控制到1.5度內,協議書也將其延後到2015年後再來商議。
  在我看來,這次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,頃注了全球的資源,集聚了全世界的領導人,然而所得到的結果著實讓人不滿意。不但明確的減排目標沒有設立,也未提及其他彈性機制,預計對於綠色產業的發展,絕對不是鼓勵的作用。然而從正面的角度來看,中國和美國共同在協議之內,實在是一項突破。再說有共識總比沒有好,在此基礎上,明年的COP16,在迫在眉睫的2012年壓力下,可期望終於能夠達成新的氣候變遷公約。
 
二、COP15的會場經驗

  這次與會中,我身為青年大使的角色於會場中學習,更加熟悉並貼近了世界的趨勢。以下是我在COP15的與會過程,所觀察的寶貴經驗。

1.    市場機制解決全球環境問題

  在我參加的數場Side Event中,許多是由已開發國家、高科技產業廠商、碳市場企業所主持的。當中提供了實現減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確實方法,也就是由「市場機制解決全球環境問題」(Market Solution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)。
  解決環境問題若一味只用政策限制或是道德規範,據以往的經驗總是無效且失敗的。因此從「市場機制解決全球環境問題」(Market Solution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)的角度思考,發展全球性及地方性的低碳經濟,對於因應氣候變遷是非常必要的。對於企業來說,採用低碳科技往往代表的是提高生產成本與降低競爭力。因此而世界要快速的朝向低碳經濟邁進,需要全球在政策上的驅動力。這也是為什麼COP15談判能否產生新的全球氣候變遷架構,倍受產業界期待的原因。
  由先進國家的經驗中可看出,扶植綠色產業在產業初期具有槓桿作用。我也在世界風能聯盟,以及歐洲光伏聯盟的會談中,看到未來新能源產業發展的可能。在丹麥當地安排與會者參加的Energy Tour中,我看到結合再生能源及節能科技,以調整能源結構並提高末端使用效率的新建築形式。另外也看到工廠結合畜牧業產生沼氣,達成商業減碳雙贏的Business Model。這些成功的案例及未來發展的希望,都再再說明了將企業追求利益極大化的動機,結合全球減碳目標,所誕生的無限可能性。然而,照目前的情況看來,可能性必須要重新評估了。
  關於這點,我將放在之後的從COP15看低碳經濟的發展詳細討論。

2.中共記者會

  台灣青年大使,是以非政府組織觀察員的身分進入會場。許多地方是被管制而不能進入的,甚至台灣的媒體也沒有拿到記者證。然而在12月16日,我在某位記者的幫助之下,來到中共的代表辦公室,參予了中共財政部長助理朱光耀的記者會。
  會中,我親眼見識到了中共身為全世界最大的新興經濟體、開發中國家首領、及排碳量大國的態度。朱光耀一直強調中國是開發中國家,減碳是「Self-Driven」的行動。中共會完成到2020年單位GDP碳強度減少40%-45%的目標。其條件是已開發國家對於其給予的資金與技術支援。然而,中國對於MRV機制堅持要由國內查核,拒絕由已開發國家主導。這點當然之後成為了中國妥協的籌碼,作為碳關稅未列入協議的條件。並且,朱也一直提及中國保持經濟發展的減碳成績。
  這次的經驗在我看來,朱的發言這和我所認知的中國立場相互印證。MRV的機制是中國與已開發談判的僵持點。在他的立場中,我也看到在中國由政府主導的經濟體制下,已開發國家為什麼會擔心CDM及碳額度的在中國會處處漏洞。

3.    香港學界與低碳企業會談
  12月17日,香港大學的何貝爾同學與我相互牽線,舉辦了台港之間的青年會談。兩方青年交流彼此的精神理念,互相了解彼此狀況,以及對於COP15以及未來世界的期望。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也承諾,有機會將能與香港合作活動,彼此交流。
  台灣和香港在經濟上有十分可以互相參考的地方,都是屬於先進的經濟體。在國際政治場合中,也都不受國際條約的直接影響。兩地的民眾對於氣候變遷議題也相對不甚關心。因此兩方青年就台港的綠色未來,以及如何喚起公眾意識,並利用人民的力量去影響決策都交換了心得。
此外,香港方面也有許多在低碳經濟從事事業的先進,及剛入行的青年人與我們分享經驗。例如像碳資產信息諮詢公司氣和通、香港可持續發展公民議會、從事REDD的Biocarbon、低碳亞洲等等。我從他們的分享中看到了市場機制解決氣候變遷的未來,以及我們年輕一代投身Green Job的成功希望、以及台灣可以參考發展未來產業的可能性。

4.    台灣與會情況觀察

  「台灣在國際社會中苦無發聲管道。」我在這次的COP15有很強烈的感覺。台灣這次只能以NGO的名義與會,權限處處受制,也沒辦法從會場中拿到第一手資訊,更不要說參與協商。在舉辦COP15的Bella Center湧進超乎容量的四萬人,為了要維持會場安全,而進行NGO觀察員的總量管制。我看見會場外飄著大雪,我台灣的學者、專家、官員們,在寒風中站了七八個小時還不得其門而入,當時間便為台灣的國際地位覺得非常委屈,為什麼台灣身為一個經濟強權、排放實體,卻無法參與協商?
更因此,身為青年環保大使的我們,更是盡量把握為台灣發聲的機會,在12月12日的NGO大遊行中,扮演了台灣黑熊跟水淹台北101,向國際社會表達台灣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。台灣青年學子的表現也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關注,成功行銷台灣形象。

 
三、從COP15看低碳經濟

  氣候變遷近年來已經在全球造成各方面的損害,並且將在未來的數十年中對於人類社會造成更劇烈的負面衝擊,因此降低氣候變遷的災害已成為各國關注的主要議題,也就是UNFCCC試圖解決的人類危機。由目前IPCC提出的科學證據,可十分確定溫室氣體的排放是氣候變遷的主要原因。
  然而解決環境問題若一味只用政策限制或是道德規範,據以往的經驗總是無效且失敗的。因此要減排溫室氣體,必須從「市場機制解決全球環境問題」(Market Solution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)的角度思考。發展全球性及地方性的低碳經濟,對於因應氣候變遷是非常必要的。對於企業來說,採用低碳科技往往代表的是提高生產成本與降低競爭力。因此而世界要快速的朝向低碳經濟邁進,需要全球在政策上的驅動力。這也是COP15談判能否產生新的全球氣候變遷架構,受到產業界及政界的期待的原因。
  不過,會議產出的哥本哈根協議,是如此的脆弱而迷你。我們只能期待明年的COP16,能夠達成世界對於COP15未完成的期待。
  根據2007年COP13決定的峇里島路線圖(Bali Action Plan),氣候變遷談判將於2009年在哥本哈根結束,使條約在2012年生效,取代現行的京都議定書。2008年COP14的進一步達成共識,當初預定的哥本哈根會議COP15將預計達成以下協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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